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世界民主政治模式的新標桿
www.464571.tw 時間:2020-01-27 11:40:55 閱讀次數:13109 作者:黃志平 編輯:黃海榮 來源:廣西崇左政協網

  英國脫歐公投引發英國社會撕裂并陷入嚴重困境,西方國家自由民主模式的弊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質疑。與此相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70年建設和改革過程中,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以其不斷地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越來越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并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完善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作出了新的探索和重大貢獻,成為世界民主政治模式的新標桿。


  一、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弊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質疑


  西方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后,建立起一人一票、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模式,實行“代議制民主”“憲政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多元民主”。幾百年來,西方民主制度確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進入21世紀后,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其它歐洲國家頻頻遭遇債務危機、財政危機和難民危機,中東北非一些國家盲目輸入西式民主導致動蕩不安、民不聊生、走向“失敗國家”行列,美國總統競選風波以及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毀約退群行為,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制度缺陷。西方民主理論基礎基于三個前提假設,即“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但是從英國脫歐公投來看,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弊端:


  第一,一人一票難以體現民眾理性的謹慎選擇,甚至可能淪為政客利用的工具。西方民主認為選舉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標志,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參加選舉,候選人可以自由地競爭選票,人民通過競爭性、公平、誠實和定期的選舉選出國家領導人。但是,越來越多的實踐和事實證明,一人一票難以體現民眾理性的謹慎選擇,甚至可能淪為政客利用的工具。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嚴重質疑“選民是理性”的假設,他們認為選民都相信自己的投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接近于零,也不關心不良公共政策對自己造成的實際后果。投票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或表達情緒等?,F實確實如此,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是所有人都有對重大議題的判斷力,特別是針對國家政治經濟外交發展方向這樣的復雜問題,民眾往往是短視的、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時也是如此。集體的非理性投票就很容易被政客誘導和操控,成為政客攫取政治資本的工具。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指出,當初部分選擇“脫歐”的人都覺得最后肯定不會“脫歐”,只是為了顯示一下自己的公民權利選擇“脫歐”,卻沒想到自己的一票居然那么重要。英國脫歐公投后的公眾輿論和民意反轉,充分反映出“一人一票”制度的弊端。


  第二,國家利益、政黨利益、地區和群體利益因為沒有全民共識而難以協調。西方國家視投票選舉為民主的生命,是民眾絕對的權利。投票選舉固然有合理之處和顯著優點,但是也存在明顯弊端。一是投票雖然更直接表達個人的愿望,但是個人愿望不一定和國家、集體利益一致。因此,簡單以票數多少不一定真正代表民意,而且可能變成壓制少數正確意見的“多數暴政”,更不能達成全民共識,由此造成社會混亂、沖突和動蕩。英國具有投票權利的公民約4600萬人,參加此次全民公投3400萬人,贊成脫離歐盟與反對脫離歐盟的得票率分別為51.89%和48.11%,二者相差并不大。但是因為采取簡單多數的公投方式,最終結果只是考慮到了占總票數51.89%的1740萬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其他2860萬英國人的意愿,英格蘭和北愛爾蘭堅決反對脫歐,但是改變不了投票事實。二是民眾選出來的代理人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進行考慮。自由選舉的民主沒有“領導人才”觀念,誰當都可以,只要是選上來的。因此,民眾選出來的代理人在施政時往往只考慮保住自己的選票,或者向給自己投票的那部分選民兌現競選承諾,而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為全體民眾的整體利益進行考慮。三是不能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相互攻擊的現象。西方是多黨執政,黨派之間就必然有競爭,政黨參與選舉的實質并非為國家和人民,執政黨是要繼續執政,反對黨則要自己上臺,黨派矛盾常常無法調和,因此相互攻擊、內斗不斷,使得辦理公共事務的效率低下。


  第三,“程序萬能”是用形式民主取代實質民主,不能體現民主的精神實質。盧梭的“主權在民”思想實質是國家的主權來自于人民,服務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國家要代表人民進行管理和治理,保障個人合法的自由權利,維護人民的利益。這是實質民主。實質民主應該是民眾在投票選舉之后,還能廣泛參與到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參與到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過程之中。落實實質民主需要一定的載體(工具),即制度、體制、機制和操作程序,這載體就是形式民主。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如車之兩軸、鳥之兩翼,二者缺一不可。熊彼特和亨廷頓卻認為形式的民主就是選舉的民主,選舉的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這次英國全民公投無疑選擇以形式民主代替實質民主。投票選舉只是實現民主的其中一種手段,不能保證結果的合理性和決策的正確性。而且大眾幾分鐘的投票權利,和當選的政治家長達數年的并無大眾直接參與和直接約束的權力之間早已失衡,最終沒能實現選民的利益。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span>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植根中國土壤并發展完善,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特優勢,展示出強大生命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邊區政府“三三制”政權,是中國協商民主的最早實踐。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標志著協商民主這種新型的民主形式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在7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進程中,協商民主形式不斷豐富、內容不斷深化、定位不斷提高,越來越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和形式。


  第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為底蘊。中國文化是世界唯一一個自形成以來綿延五千年而從未發生重大斷層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對協商民主思想產生重要影響:一是大一統思想?!懊駷榘畋?,本固邦寧”是我國民主政治產生發展的歷史文化基礎,成為中華民族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和信念。二是以民為本的政治主張。倡導仁政,反對暴政,“得人心者得天下”。三是天下為公、整體至上的價值取向。孕育了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四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倡導約束自己行為的道德自律,強調個人對社會國家的參與感,形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精神。五是以和為貴、合而不同的境界。尊重差異、兼容并蓄、求同存異、在和諧中尋求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正是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成為本土化、民族化、中國化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特有形式。


  第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以黨的群眾路線為指導。群眾路線和我們黨與生俱來,貫穿于黨的全部工作,是我們黨的巨大政治優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更科學、更民主的形式將廣大人民群眾納入到中國現代民主政治建設的藍圖中,切實使群眾路線深入到社會的每個層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的重要路徑。一方面,協商民主從黨的群眾路線中獲得豐富思想和實踐資源,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創新政黨協商、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形式,使協商民主植根于黨的群眾路線的深厚沃土,獲得更廣闊的生長空間和更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從群眾利益出發,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這就通過協商民主把群眾路線納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范疇,轉化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體系,從而使黨的群眾路線獲得了新的政治意義和制度保障。


  第三,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選舉民主一般以區域為組織單位開展活動,具有橫向的廣泛性;協商民主注重與黨派、團體、界別及其代表人士協商,具有囊括縱向構成的政治包容性。選舉民主重在投票表決,一人一票、權利平等;協商民主重在決策前的商量溝通,尋求最大共識和民意基礎。選舉民主通常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協商民主實行求同存異原則。選舉民主重在表決程序和結果,協商民主更注重話語權和影響力。這兩種民主形式有機結合,優勢互補,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備和充分。


  第四,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獨特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概括了這一獨特優勢: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可以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可以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項政策和工作共識不高、無以落實的弊端。


  三、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樹立世界民主政治模式新標桿


  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源自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政治文化,源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后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實現的偉大創造,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體制上的不斷創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了協商民主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指明了方向。推進協商民主廣泛發展,包括主體廣泛、內容廣泛、領域廣泛、區域廣泛等多方面,從城市社區到鄉村地區治理,從民生建設到基層選舉,從政治協商、社會協商到經濟協商,從公共政策決策、公共項目實施到公共財政預決算,等等。推進協商民主多層發展,就是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在今后推進協商民主各層級發展過程中,要著重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建設,這是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基礎。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十八大以來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決定和文件,為協商民主制度化提供了重要依據,但制度建設是一個過程,還需要在協商民主實踐中不斷建構和完善。


  美國著名智囊人物福山曾在20多年前提出美國民主是不可能超越的“歷史終結”模式,但現在他發表《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等修正了“終結”論,認為美國政治制度三大主要的結構性特征“都出了問題”,“引發了一場代議制度危機”。他承認,“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成功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我們不是要輸出中國模式,也不強求其它國家一定要學習中國模式,但是,基于中國的發展與進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一定會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獨特而有效的形態屹立于現代人類政治文明體系,一定會成為世界民主政治模式的新標桿。


  (作者系崇左市政協研究室主任,此文入選2019年《廣西第十一次人民政協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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